近年在台灣，藝術進入社區、藝術介入社會的案例愈來愈多，形式也豐富多樣。從以藝術作為抵抗或體驗的工具、透過藝術的學習以改變人，到以藝術作為轉化、帶動地方發展的力量，甚至透過藝術進行社會改革，藝術在當代社會的角色、功能，逐漸受到重視，也成為民主社會的表徵。台灣藝術介入或參與社會的現象，除了接收西方前衛藝術思潮，也與1987年解嚴，1990年代開啓的社區營造、公共藝術設置、文化公民權的倡議有關。

 

無獨有偶的，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由於政治上的劇烈變化，民間力量崛起，引發許多具創意的倡議和行動聯結，成為近年香港文化的重要表徵。從聲援六四、反全球化、抵抗政府政策（如反高鐵建設、反地產開發、反國教政策），到關注生態環境、糧食生產及傳統生活文化，基層的公民與團體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的力量，許多文化藝術界人士也未缺席。關注社群生活、文化保存、社區發展以及居住權、環境權、傳統記憶等，成為這些年香港藝術介入社會的核心。

 

台灣與香港各界在探討「與社會交往的藝術」之精神與類型時，亦衍生多種稱呼，如「藝術介入社會」、「參與式藝術」，延伸說法還有「新類型公共藝術」、「藝術介入空間」、「藝術進入社區」等，大抵指的是：透過藝術媒介，與社會、公眾發生關係，或生產新關係的創作或行動。它是一種政治藝術，但與過往政治藝術僅作為宣傳或異議不同。藝術家藉由觀念、行動、媒體，連結公眾（以人為核心）、建構公共性，以促成反思及改變，如此的藝術形態表現，又被稱為「改變社會的藝術」或「藝術的社會實踐」。在當今藝術成為景觀（消費）社會的一環，城市空間被資本化，公共空間也逐漸消失時，與社會交往的藝術成為建構公民社會、重塑公共領域力量之所在，而這也是前衛藝術在當代所展開的不同樣貌。

 

然而不論以「介入」、「進入」或「參與」來轉譯socially engaged art，都無法呈現engaged所涵納的「訂盟」關係。因此本展沿用台灣曾舉辦的論壇「藝術——如何與他者交往」（2008），以及「社會的交往者——關於當代藝術家的社會身分」（2010）語意，強調藝術與社會透過「交遇」、「交往」，交互碰撞出多種可能來稱之。這些作品與計畫的質性有硬，有軟；有的以批判為主力，有的以遊戲實驗來對話，有的則以跨域合作，提出社會創新的想像。它們有的利用藝術空間，有的發生在日常生活，更多是透過網際平台、影音傳播，讓直接或間接的參與者更為廣布。藝術工作者既是文化生產者，也是社會運動者，對於藝術的生產、發展與傳播，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影響。

 

「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重新反思藝術與社會、藝術與公眾的關係，可回溯西方二十世紀初歷史前衛運動（historical avant-garde）的開展。從未來派、達達主義，到1960年代的情境主義國際（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皆有強烈的政治、社會訴求，其行動多以挑釁、刺激方式，招喚觀眾起身反抗；觀眾因此有意或無意地參與其中。然而，大眾往往也容易在這過程中成為被批判的對象，造成文化精英和尋常百姓對立。而另一類強調日常生活的實踐，如包浩斯、俄國構成主義等，則結合文化和工業生產，意圖改善人們的生活。他們則從公眾（參與者）的需求出發，試圖建立一個烏托邦社群。這兩種不同的實踐模式，在當代仍可見到其精神的延續。

 

1970年代行為藝術家提供讓觀眾體驗參與的空間與時間，認為藝術體驗可以打開觀者既有認知世界的方式，從而改變其慣習和生活態度。觀者參與進入這些情境的行動設計，成為所謂的共同創作者。杜威的「藝術即體驗」及他所宣揚的，藝術乃教育重要的一環，就成為理論的支撐。藝術因此也被一些社會行動者視為重要且有效的溝通媒介，因此蘊生了「藝術在教育中」（arts in education）的概念。這個概念尤其被當前一些追求社會公義的非營利組織與藝術家所運用，透過戲劇（如民眾劇場、教習劇場、論壇劇場）、影像（如社區影像紀錄）的呈現，以及如劉秀美在台灣推廣「國民美術」、何慶基(Oscar Ho)與簡梁以瑚分別在香港進行「藝術在醫院」與「全人藝動」等，都是幫助一般大眾透過藝術來自我表達，重新尋找自我認同。藝術治療、園藝治療某種程度也是這個概念的延伸。這個方法後來在弱勢社群、社區培力工作坊常被運用，一方面作為自覺、認同、潛能開發的媒介，另一方面也成為幫助弱勢社群發聲、爭取權益的工具媒介，如台灣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黑手那卡西，以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所規劃的諸多攝影展等。這種社群藝術由於在社區培力上起了積極作用，以及讓弱勢的存在得以被看見，遂成為政府社區文化發展政策的一環，藝術家往往也透過這樣的管道被引進社區中。台灣各種不同類型的社區營造補助政策，以及一些具強烈社會意識的藝術工作者的社群藝術計畫，在這樣的基礎下誕生。2013年香港炮台山「油街實現」，將歷史建物再利用為參與性藝術計畫的中心，也是此政策發展的結果。

 

近年由於新自由主義興起，空間政治變成重要議題。在台灣有農村再生、都更、巢運等引發有關居住正義、環境正義的問題。香港則面臨中國資金及人口大量湧入，炒樓、租金高漲，許多老字號店家被迫關門，經濟弱勢被迫搬遷的問題所壓迫，以前有籠屋，現在有劏房（房間再隔成數個小間）。居住人權的問題，使得空間政治成為每個人首要關注的焦點。老屋的拆遷與新建設更牽動居住環境改變（農田變建地）、貧富差異極距化，以及既有生活文化、人際網絡消失等問題。面對這些課題，台灣及香港都有許多藝術及社運團隊，透過文史搜集與再現、保存和傳統創新，以及關注糧食生產、有機農作等，而與社區／社群展開長期性的合作關係（如香港民間博物館、活化廳、藍屋、菜園村，以及台灣的樂生青年、高雄打狗文史協會、上下游市集等）。這些合作性的實踐通常是跨領域的文化生產，面向廣泛，重點在於針對社會問題，尋求解決實踐方案，參與其中的藝術家既是創作者也是運動者，往往一邊記錄空間變遷的過程，一邊教民眾自己做紀錄，以文件、影像作為抵抗的媒介（如香港影行者、高雄橋頭文史協會）。

 

這些計畫與行動也因與發生場域、社會脈絡息息相關，在此次所舉辦的交流展中，希望透過工作坊、展覽及論壇，促成香港、台灣兩地的深度對話，了解這種與社會交往的藝術在各自社會所代表的意涵，以及美學表現的特殊性。然更重要的也在於，讓參與者進一步反思這種文化藝術生產所引發的藝術社群與一般大眾間話語權、倫理關係，以及這種藝術表現是否被工具化，或又成為景觀社會裡的消費性媒介的討論。

 

本展自2012年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大力支持後，即開始安排香港、台灣藝術家／團隊的交流以及工作坊。在研究過程，特別感謝蔡仞姿及1a Space團隊，以及中文大學陳育強老師的協助。此外，在展覽籌備階段，很榮幸得到長期關注此議題的台灣藝評人張晴文以及香港藝術家梁美萍應允協同策展。展覽得以順利開展，尤其要感謝所有參與的藝術家／團體與非營利機構、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香港藝術發展局、財團法人春之文化基金會、普瑜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以及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師生的協助。我們期待，此交流展不僅指出台灣與香港在當前政治社會環境下所產生的一種文化藝術的時代精神，也藉「與社會交往的藝術」相互提攜、提醒，讓這種需持續力、強調互主體間流動的實踐，有著更多的支持與助力。當藝術公民和整個社會的共生關係更為緊密，回歸對日常生活意義與價值的論辯，將使文化展現更為多元及活潑的樣貌。